我出生在杭州，由于当时父母作为知识青年在宁海插队落户，所以10岁前的我留在杭州与外公外婆一起生活，那时候我最喜欢听外公讲打日本鬼子的故事。

1942年，为协同盟国打赢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，中国远征军从祖国大西南奔赴缅北与日军作战，外公就是远征军的一名将士。在著名的“仁安羌战役”中，外公与战友们英勇杀敌，取得出国作战后的第一次胜利。之后外公一直在缅甸与日军浴血奋战，直到1943年，中国远征军终于为盟国收复缅北，取得出国作战的最终胜利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外公随外婆落户杭州。1961年7月1日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的这一天，心系国防的外公怀着国家兴亡、匹夫有责的抱负，写下了一份《国防建议书》寄给毛主席，8月19日收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秘书处的感谢信。中共杭州市委统战部得知消息后，立即与外公取得联系，在市委统战部的关怀下，外公于1962年5月加入了民革，并受邀出任市政协的特邀委员。

亲身经历了旧社会的种种苦难，亲眼目睹了新中国的蓬勃发展，外公深信，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，只有共产党才能建设新中国。

这些特殊的回忆，除了用于教育后辈，外公很少对其他人提起。在我眼中，他就是个平凡又和蔼的小老头。平时他非常注重仪表，出门前总要穿戴整洁，没几根头发的脑袋也要梳理好久，但贴身穿的背心却补了很多补丁也舍不得扔掉，他说跟以前比起来，现在的日子真是太好了，要我们加倍珍惜。小时候，我们跟外公打打闹闹，他总是呵呵一笑，不当回事，但如果我们做作业不认真，外公就一定会严厉批评我们，嘱咐我们要好好学知识，长大后才能报效祖国，做对国家有用的人。后来，我无意间阅读了一些讲述中国远征军故事的书籍，了解了入缅作战的艰辛与残酷，对外公更加肃然起敬。

外公的子女中，舅舅是唯一的男孩，也是家里的主心骨。舅舅1988年加入民革，早年在学校教书，后来担任副校长。那时条件艰苦，舅舅一边教书一边管理学校事务，哪怕修理一盏电灯、疏通一根水管，舅舅都亲自动手解决。由于工作出色，舅舅受到领导和同事的广泛认可，职务也不断提升。在担任领导岗位期间，他一方面发挥党外干部广泛联系群众的优势，在分管的工作中出色完成了各项任务，另一方面面对形形色色请托办事的人，坚持严守纪律，决不搞公权私用。退休后，舅舅仍然关心当地的建设发展，经常与我讨论相关话题。

参加工作后，舅舅经常嘱咐我要踏踏实实做事，清清白白为人，面对种种难题要多锻炼、多学习，与钱打交道时要守规矩、守底线。进入上城区卫健系统后，我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了会计学本科专业，因工作严谨细致，被调岗到财务科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财务岗位千头万绪、杂务繁多，在大多数患者习惯于刷卡或者扫码支付的前提下，仍有少数患者支付现金，患者及家属遗忘物品的情况也时有发生，对此，哪怕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，我都会第一时间联系患者，归还钱物。

外公和舅舅都是民主党派人士，一生的夙愿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，然而因为种种原因，他们一直未能如愿。2004年，我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实现了自己从小的愿望，更实现了外公和舅舅两代人的期盼。二十年过去了，我虽已接近退休年龄，但仍坚守岗位，兢兢业业，廉洁奉公，精心带教，因为我深知，自己的一言一行，无不代表着共产党员的作风与上城卫健人的形象，无不代表着我们家世代相传的良好家风。